名古屋是举办全日本相扑锦标赛的四个城市之一，每当炎热来临时，那些肩宽体胖、梳武士发型、头盘顶髻、着轻质棉和服的相扑力士纷纷下榻名古屋。他们的到来顿时激起当地人的狂热，一股激动的热浪在街头巷尾、零售商摊前默默扩展着。
　　日本每年举办六场相扑锦标赛，其中三场在东京，赛季始于每年一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余下三场分别为：大阪的三月场、名古屋的七月场及福冈的十一月场，每次锦标赛为期十五天。
　　相扑运动源远流长，其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公元七一二年。日本的《古事记》中详细载有发生于这一年的一场殊死角逐，尽管某些学者认为这场比赛难以于公认的古相扑形式相提并论，但是许多民间文本却将其作为首场相扑大赛而载之。从《古事记》的推断和《日本书纪》的一种解释来看，相扑是用以平息王朝和部落间的战乱的方式，比赛的结局有可能改写整部日本政治史。
　　随着岁月的流逝，宫廷与角力的关系日益密切，公元七二八年，由皇家出面而组织了首次全国相扑大赛，从此，宫廷相扑作为一年一度的盛事而大放光彩。十世纪末，由于内战纷起，皇室权力和财力衰竭，及至一一八五年，以祭神为宗旨的天皇相扑节因之而绝迹了。此后，在幕府将军统治时期，武士们将相扑与马术、箭术、剑术视为四大搏击技能。在整个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时代，相扑时断时续地向前发展，主要用于实战以及供幕府将军消遣。十六世纪后期，欧洲的火器使肉搏相形见绌，大阪、名古屋和江户（东京的旧称）等城堡纷纷扩充实力以与大炮相抗衡，角力士们在疆场一展身手的机会也相应减少。德川幕府统治的太平时期，常在神庙与寺院举行相扑比赛，以此为宗教机构酬款。自打在神庙展示过相扑仪式后，相扑也就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义赛的发展道路。如果没有义赛，那么相扑的普及将前途叵测。正因为有了义赛，相扑才能真正成为一项广泛流行于百姓的运动，而不再是帝王和武士们的消闲之物；同时，也正是义赛造就了相扑界出类拔萃的人物。
　　德川家康执政早期，大批武士和相扑力士成为无业游民，他们浪迹天下，有时角逐地方霸主，有时表演相扑以娱乡民，而更多的时候是为集资建庙而举行义赛。但是，浪人间的这种街头相扑往往会酿成暴力事件，即使赌注甚微，他们也会大打出手。这终于导致当局于一六四八年在江户取缔相扑。然而，私下的比武仍在娱乐区内继续进行，直到一六六一年方告禁绝。
　　一六八四年是相扑发展史上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失业武士五十土权大佑向当局递了一份包括比赛规程和某些防爆措施的请愿书，在他的坚决请求下，当局方恩准在神庙空场上表演相扑。但是，武士们必须用稻草堆围成比赛场，而不能象以前那样由围观者和其他力士筑成的松散的人墙。这个成了后来填以干草或稻谷包垒成的“土俵（人表）”。身体先触包的选手为负者。相扑有许多取胜之道，五十土将其归纳为合乎规则的四十八式，分摔、绊、按、拧四种基本大法，每种大法含十二种变化。为防流血惨祸，同时也为新规则的实施，当局封权大佑为“元老”，负责官府与相扑界的联系。尽管此时，每次大赛仍需征得恩准，但是对义赛的禁令解除了。
　　相扑很快朝着职业化方向发展，在京都，大阪等尤为流行的城市开始出现印制的节目单；职业性的义赛队周游四方，每到一地，必与地方队一较高下；每逢节日，地方队间也互相争雄，据日本民间传说，胜队所在地将获大丰收。此后，相扑竞技队渐渐被划为东部队和西部队，但由于队员的频繁更换，不得不在每次赛前将队员介绍给观众，这就是相扑入场式的由来。在经历一段正常的发展后，相扑队正式演变受理于同一经纪人的职业队。这些“同一马厮的马”由队内引退的元老训练，他们门下养着大批力士及一些跃跃欲试的艺徒。当今许多闻名遐迩的职业队就是当时扎下了根基。京都、大阪和江户的职业队在当时名列榜首，从十八世纪五十年代末起，江户的相扑队进入全盛时期，来自全国的相扑力士都渴望进入江户队而使自己的技艺更加完美并获得同行的承认。
　　现代的职业相扑队是相当排外的。职业队队长通常为本队屡战不败的力士所“继承”，这意味着队长在相扑会中的股份可以转移到队中力士的名下，而这股份是丰厚收入的保障，同时也是可资参考的晋级凭证。力士们的姓名一般也不是原名，而是取自于自然的象征，如海洋或高山，有的则来自历史上成名力士的姓，姓氏同样可以继承，前程远大的力士常常被授以本队过去战绩赫赫人物的姓名，或者就干脆使用队名本身。队长的姓名一般是代代相传，正如行司（裁判员）一样。
　　随着相扑日益职业化的趋势，行司也向更高层次发展，行司们的行头包括一件武士式的和服和一顶宫廷式的黑帽，他们这种酷似神道教祭祀的装束是为了与其自身重要的功能相一致，那就是在赛前和比赛中净化“土俵”，使其成为百邪不侵的圣洁之地，行司也分好几个等级，一般可以根据他们手执的“军配”（指挥扇）上流苏的颜色或是是否穿鞋或持扇的方式等几个细微处来区分。比赛后，他们挥舞木扇以示孰胜孰负，扇指处，为胜者。
　　明治维新时期，幕府将军和地方豪族失势，再也无人出资赞助相扑比赛；而随着日本向现代化迈进，力士们失去了公众对相扑运动的支持。最糟糕的是，突然“现代”起来的日本人觉得相扑力士几乎赤身裸体的穿着有辱体面，幸得几位头面人物干预，否则相扑运动将难逃再次被全国禁止的厄运。当时面临的另一难题是收入和等级的问题，传统上，这两个问题受两位最高元老一手操纵，力士们的收入如同水流一般从上至下一级级渗下来，未到最低级，就已瓜分殆尽了，升降级也并非没有偏见。为此，相扑力士提出抗议，要求确保收入与等级相符，等级的评定应取决于个人在比赛中胜负的记录，最后的结果是元老世袭制改为民主选举。
　　公元一八八四年，明治天皇观看了一场相扑比赛，这是相扑运动重兴的又一转机。一个现代天皇御驾亲临，那么芸芸草民自不待言了。不久，原来的观众又回来了。大批的商业家、政治家和相扑迷慷慨解囊以资助大赛。但是，由于一九零九年建造“国立竞技馆”。财政问题再次冒出来。因为这座拥有一万三千张的竞技馆于一九一七年被火灾焚毁，两年后才得以重建；一九二三年，又毁于一场大地震。几经劫难，重建的费用自然是一笔数目可观的财政负担。一九二五年，当时的裕仁皇太子邀相扑力士前往献技，相扑界再次得到了皇室的支持。同时，裕仁皇太子还出席每次大赛的五月场，并将“东京相扑大会”天皇杯一座，授给每次大赛的优胜者。后来，大阪的一些相扑高手与东京相扑团合并成立了“全日本相扑大会”，从此，相扑运动真正一跃成为“国技”。公众的支持也随着一九二八年无线电实况播音的出现而直线上升。每个回合都加上了严格的时间限制。一九三零年，裁判开始移到低于“土俵”的垒上以使观众能一览无遗。到了一九四零年，一则出于财政考虑，二则因为公众的要求，每次大赛的赛季从习惯上的十天延至十五天。一九四七年，原先那种东部队与西部队对阵的比赛方式为所有力士混合比赛的规则所取代。如今，只有那些属同一经纪人主管的职业选手才不举行正式公开比赛。一九五二年，在二战中被炸、美国占领时又被征用的“国立竞技馆”重新开放，自一九五三年相扑比赛开始通过电视实况转播后，相扑的“知名度”更是一日千里。原来难以爆满的“国立竞技馆”此时却出现万人争席的情景，相扑比赛的票子成了抢手货。票子分发权一般为“相扑服务公司”经营的茶室所把持，他们时常为商业或官方的赞助者保留整整一区的票子。一九五七年，对新手履行相扑史及相扑传统教育的相扑培训学院开办了；一九五八年，相扑锦标赛的名古屋七月场诞生了，这是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产生的。
　　一九八五年，日本东京又新开设了一个“国立竞技馆”，相扑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每次相扑比赛约有七百名力士登台献技，力士的等级及名额如下：横纲级（一至四名），大关（二至六名），关肋（二名），小结（二名），前头（二十四名至二十八名），十两（二十六名），幕下（一百二十名），三段（一百八十至二百名），序二段（二百六十至二百八十名），序之口（七十五至七十八名）。低于十两级的力士在大赛中仅赛七天。除了大关以外，所有力士在大赛中的成绩都要用作升降级的依据，而大关如果在连续两次大赛中负多胜少的话，也难逃避降级之难，横纲级的力士永不降级，它是力士们梦想以求的终身荣誉称号。横纲称号的含义是“横着的索”，意指全场冠军在入场式上所系的白色麻制腰带，它的功能与悬垂于门口带子一样，是驱邪的。据说“土俵”也是具有象征意义，它源自中国哲学，圆形场地代表混沌初开，而双重宇宙观——阴和阳则从无序的世界中诞生。“土俵”上方悬以神道教式的顶蓬，四角缀以彩色流苏，象征四大要素和四季，自电视普及后，这些流苏因阻挡视线而摘去了。
　　相扑比赛的入场式与比赛规程依级别的不同而略有变化，拿十两级与幕下级来说，两者比赛形式基本类似，只是十两级的运动员必须在三分钟内开始扑击，而幕下级则是四分钟，因为在过去，相扑力士们往往在心理战中费时过多。有时甚至超过一个小时，使得观众忍耐不住。因而，就对开赛的时间作了限制。
　　相扑是四季皆宜的运动，也是历史久远、前景辉煌的运动。在等级表底下的角落上，一些勇敢者写道：“我们可以继续吸引所有的观众，一千年、一万年，直到永远。”
　　这说法也许真能实现。
　　（[美国]保罗*克鲁克 著，殷阳 编译）（摘于江苏文艺出版社《武士日本》271-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