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世纪，在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下，日本建立起了中央集权化的帝国政体。646年的大化革新废除了过去松散的豪族领地和部民制，首次建立了统一的国家体系。以同时代中国唐朝为楷模的新日本国在8世纪初（702年）发布的大宝律令中得以法律化，国家的基础是天皇朝廷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将土地划分为小块的授田分分给佃农并定期重新划分，佃农为国家提供租庸调和徭役；授田制最初只用于天皇朝廷的领地，在下一世纪逐渐扩展到全国。由文职贵族构成的庞大的中央官僚机构统一控制国家政治，官职多为世袭，并不进行科考。王国被系统地划分为国、郡、里、村，各级均受到政府严密控制；建立了征募而来的常备军，尽管并不十分稳定。仿照中国的范例，帝国建造了经过系统规划的城市。佛教与当地的神道仪式相混合，成为官方信仰并正式纳入国家机器。从800年左右起，迫与离心力的压力，这个中国式的帝国开始瓦解。

由于官僚机构内部缺少类似科考制度一类的机制，它自一开始便易于出现贵族私有化倾向。佛教中的宗教团体对布施的土地保有特权。792年，征兵制实际废止。定期重新分配土地的制度也于844年废止。在各郡的贵族或寺庙领地上出现了半私有化的领地，称庄园（shoen)；先是消除国家的土地所有权，然后取得了财政豁免权并最终免除了中央政府对地籍的监督。这类产业中规模较大的----通常是最近取得所有权的土地----有几百公顷。耕作庄园的农民直接向领主本人交纳租赋。在新生的领地制度中，中介人庄官、国司拥有取得产品（通常主要是稻米）的附加权力。日本庄园内部的组织结构受主要农作物----稻米栽培业的影响，不存在欧洲的三圃轮作制。由于没有多少家畜，公地相对不很重要。农村地少人多，与欧洲相比，农民占有的田地非常少，村落也较稀疏。特别在农庄中，没有真正的领地体系；产品分成税（shiki)均按庄园的总产量计算。同时在政治体系中，宫廷贵族（kuge)在首都发展起了优雅的文化，藤原家族（the house of Fujiwara)长期控制天皇朝廷。不过，在京都之外，帝国行政管理权日益衰微。与此同时，征兵制一旦消失，各地军队便逐渐归附于新兴军事贵族----武士阶层(bushi)，在11世纪，它首次成为举足轻重的阶层。中央政府的文职官员和地方庄主为防务和扩张而募集武士。由于武装力量日益私有化，各地的武士军队介入争夺帝国首都和行政权的宫廷党争，内乱日趋升级。

12世纪后期，随着源赖潮（Minamoto-no-Yoritomo）成功的建立起了廉仓幕府（the Kamakura Shogunate）,旧有的大宝律令国家体系彻底土崩瓦解。新统治者保留了京都的天皇朝廷与宫廷贵族以及传统的文职机构，因为他本人生长在京都，非常看重这些遗产。但与朝廷并列的是在“征夷大将军”（Shogun）领导下武士阶层的新军事机构，权利集中在另一个首都——廉仓。由此，这个超帝国机构开始在日本行使实权，人们称之为“幕府”(Bakufu)，即“帐幕”或军事统治部之意。幕府在一开始就控制了源赖朝属下的两千多名御家人(gokenin)，即他的家臣。幕府还将许多庄园收为己有。在各地，幕府任命追随者为军事总督，称守护（shugo），在庄园置地头(jit-)。前者实际上成为地方上的实权派，后者听命与前者，负责从庄园收税。他们收取的产品分成税日益增加，庄园原主人则日益丧失了权益。由幕府建立并对其负责的新型守护、地头网络是一种原始的封建制：武士家臣执行军事、财政双重职能，以换取土地和头衔。正式的“誓忠信”给地方封臣掌握土地岁入和军队的权力。不过，天皇司法官僚机构依然存在：从理论上讲，由天皇任命将军，庄园仍需服从公法，大批土地和人口仍归旧式行政机构统辖。
13世纪末，由于蒙古人入侵，廉仓幕府在财政上、军事上都大为削弱，最终在内乱中颠覆。在继之而起的足利（Ashikaga）幕府期间，日本社会政体在14世纪迈出了完全封建化的决定性步伐。幕府迁至京都，最终废止了苟延残喘的天皇朝廷自治权：天皇朝廷和宫廷贵族的大部分土地、财产被剥夺，其作用仅限于举行仪式。各省武士出身的守护完全把持了地方政府：与此同时，足利幕府本身比其前任廉仓幕府更不堪一击：结果，守护逐渐变为桀骜不驯的地方军阀，他们与地头沆瀣一气，征发徭役，在全国范围内吞并了半数的地方庄园。有时从不住在本地的地主手中接收完全的庄园所有权。到那时为止，真正的采邑体系，或称名田（chiyo），开始发展起来，第一次将臣属身份、采邑制、兵役和有条件的土地占有直接结合：守护本身拥有这些名田，并将其进一步分给附庸。在贵族阶层中实行的长子继承权进一步巩固了新生的农村封建等级制。下层农民的地位相应下降，流动受到限制，实物地租增加。农村的下级武士阶层比不在本地居住的宫廷贵族更容易榨取直接生产者的剩余产品。农村的商品生产广泛发展，尤其清酒酿造业集中的京都周围的京畿地区，货币流通额增加。随着农具的改造和畜力的广泛使用，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许多地区农业产量迅速上升，外贸得到发展。市镇中出现了与中世纪欧洲相仿的手工业、商业行会。但古代天皇制的框架一如故我，虽然在相对软弱的中央幕府治下出现了新的封建等级制。守护掌握的地方司法权与其领受的封地规模相比，要大得多。其领地上的武士也并非都是他们的封臣。

在应仁之乱（the Onin Wars）(1467—1477年)爆发后，足力幕府终于垮台，大宝律令制国家行政遗产余痕消失殆尽，全国范围的封建化进程最终完成。在所谓“下犯上”的无政府浪潮中，地方守护被篡位的封臣——通常是他们的副将——所推翻，庄园四分五裂，由守护把持的地方司法权也一并消失。在战国（Sengoku）时代靠军事崛起的冒险家们谋得了各自的领地，他们按照纯封建模式将领地改组并加以统治，日本的中央集权也彻底土崩瓦解。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大名(daimyo)控制着组织严密的领地，领地上的所有武士均是他们的附庸或次附庸，所以土地均是其宗主的财产。产品分成税集中在单一的名田之中。日本领土的封建化比欧洲要彻底得多，因为农村根本没有自由地。武士家臣向领主宣誓效忠，承担军事义务，从而获得那里完全的领地——即得到土地及领地上的司法权。采邑制的统计单位是村(mura——大于自然村落的行政单位)，承租人直接受到武士的监督。在大名领地上出现的城堡和封地均受到新的封建“家法”的约束，法律规定了其领主的特权及附庸人身依附关系的等级制。日本封建主义领主与附庸的契约主要有两大特点。首先，领主与侍从之间的人际关系纽带比侍从与土地的经济联系密切得多，在领地关系中，附庸身份往往重于封地。其次，领主与封臣的关系比起欧洲来更不均衡。他们之间契约成分很少，封臣关系并非法律关系，而有半家庭、半神授的特点。没有关于领主“不义”或领主毁约的观念，也不存在多重领主制。封建内部关系是更为单边的、等级制的，其术语源于父系权威以及血亲体系。欧洲封建主义总是充满了家族内部的纷争，极易出现诉讼案件。日本封建主义不仅仅缺乏法律框架，而且由于存在范围相当大的收养、剥夺继承权等父权，这种准家长制因此显得更加专横，实际上，也限制了欧洲流行的违抗父命现象的出现。此外，由于武士的价值与杀戮技巧的奖掖，这一时期封建战争的程度与同期正处在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相似，在互相竞争的大名之间经常发生激战。此外，处在日本各个政治分裂地区之间的边缘地带出现了与中世纪欧洲自治商业城市颇为相似的商业城镇——界(Sakai)、伯方(Hakata)、大津(Otsu)、宇治山田(Ujiyamada)等等——繁荣起来：甚至耶苏会旅行家们称界港是“东方威尼斯”。在濒临日本海的加贺(Kaga)和能登(Noto)，宗教门派武装守卫着自己的飞地，甚至闪现了由心怀不满的乡绅所领导，以造反农民为基础的农村公社起义：以在中部山城(Yamashiro)爆发的反抗最为著名，这里的商业发展使农民负债累累。1543年葡萄牙人来日后，欧洲火器、技术、与思想的冲击加剧了时代的动荡。


在16世纪下半叶，各主要大名之间一系列大规模的内战导致几位将军相继成功地对全国实行了统一，他们是（织田）信长(Nobunaga)=（丰臣）秀吉(Hideyoshi)、（德川）家康(Ieyasu)。织田信长建立了第一个控制日本中部地区的地区性联盟，清算了佛教武装，打破了商业市镇的独立性，控制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地区。丰臣秀吉则率领用火枪大炮武装起来的、由团结在他手下的大名提供的大军，完成了艰苦卓绝的征服工作。但丰臣秀吉将所有大名统一于其麾下的结果并未恢复已经消失了的传统中央集权的大宝律令制国家，毋宁说这是第一次把分散的地方诸侯势力集中在统一的封建体系内。大名的领地未被剥夺，他们只是向新统治者表示臣服，他准许他们把领地作为采邑，不过，大名们必须把亲属作为人质以保证忠顺。天皇朝廷被作为正统性的宗教象征保留下来，高于并脱离现行封建宗主制度。经过重新调查地籍，稳定了土地所有制，进而巩固了重组的金字塔式领主所有制体系。居民被分为四个封闭的阶层——士、农、工、商。武士与村庄相分离，集中在其大名的城下町（设防城市），作为纪律严明的军队随时听从调遣。武士阶层都经过正式登记，由此，其人数被固定在人口的5%--7%左右，属于人数较多的配剑阶层。农民被剥夺了武装并固着于土地之上，依法被迫将三分之一的产品交纳给其领主。足利幕府和镰仓幕府时代的自治城市被取缔，禁止商人阶层买地（武士也不得经商）。在这一阶段，封建领主的城下町取得惊人发展。贸易迅速扩大，在大名庇护下的城市町成为日本迅速扩大的城市网的中心环节。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取得了最高统治权。作为丰臣家的前家臣，他组建了一个新的领主联盟，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the battle of Sekigahara）中打败了竞争对手，在1603年成为将军。德川家康建立了德川幕府（Tokugawa）维持了250年，一直到欧洲的工业革命时代。日本封闭了所有与外界的交流，极大地强化了新政权的长治久安：这一体系最初是因德川不无根据的担心而产生的。当时，天主教传教士已经在日本出现，并被视为欧洲政治、军事渗透的马前卒。严格锁国使日本未受到随后两个世纪外部动荡的干扰，也使关原之战后德川家族所建立的结构僵化。

德川幕府统一了日本，却未能建立中央集权。实际上，它仅仅建立了一种双方共管体制：一方是以幕府首都江户（Edo）为基地的幕府统治，另一方是各领地上自治的大名政权。日本历史学家把这一时代称为幕藩政治（baku-han）时代，换言之，是幕（Bakufu）——德川统治机构和藩（han）——地方藩国政权的混合政体。这一混合体与幕府政权的双重基础相一致。一方面，幕府拥有德川家族的领地，所谓的“天领”(tenryo)，约占全国土地的20—25%——比任何封建家族拥有的土地都要多得多。“天领”均居于东日本海岸以及中部平原的战略要冲。这些土地半数由幕府机构直接管理，其余则分成小块交给德川家的“旗本”(hatamoto)经营，棋本人数在5000人左右。此外，幕府首先要依靠20家左右与德川家同族的豪族，或称“宗藩”(shimpan)，他们有资格提出幕府将军继承人。其次是人数众多的较小领主，他们是在德川家康当将军前已忠诚于他的地方臣属。这些人构成所谓“谱代”(fudai)或称“内藩”大名。到18世纪，共有145家，其土地占日本总领土的25%。谱代为幕府政权提供了大量高级官员，幕府的低级官员则多来自起旗本。为了排除潜在威胁，不允许宗藩进入幕府政府，虽然他们可以做顾问。幕府本身逐渐经历了天皇朝廷经历过的“象征化”过程。比起前任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来，德川家康在取代天皇朝廷方面并未向前多迈一步：如果说他还做了些什么，那就是他精心恢复了笼罩着天皇朝廷的宗教光环。与此同时，将天皇与宫廷贵族相分离，其程度要超过其他任何世俗政权。天皇拥有神授权利，但被降为住在京都的精神象征，完全与政治事物相脱离。一方面，由于天皇制的宗教光环，天皇朝廷与幕府制度残存的二元性产生了一种类似欧洲封建主义内政教分离的现象：德川时代日本总有两个潜在的具有正统性的源泉。另一方面，由于天皇也是政治象征，二元制再次带来了主权分裂，这是世俗封建制的共性。按照官方的说法，作为天皇的代表，幕府以天皇的名义进行统治。这种说法使“从帷幕后面进行统治的政府”制度化了。德川家族产生了一系列将军，他们从表面上控制了幕府国家机构，但是，德川家族终于不能再在其中行使个人权利了。几代人之后，实际政权转如幕府会议——老人会（roju），其成员来自中等谱代贵族，因而形成地二级的“从帷幕后进行统治的政府”。幕府官僚机构非常庞杂，职能混乱，内部任职重叠。在密封的机构之中，黑暗的上下级关系的小集团为官职和庇护权明争暗斗，在官僚机构中，军职、文职参半。

理论上，幕府能够征募骑兵8万人，其中有2万多是旗本、御家人和他们的家臣，实际上，其真正的武装潜力要小得多，仍需要依靠谱代和亲藩的军队。和平时期长备卫队为12200人，幕府岁入大多来自领地上缴的稻米（最初占其收入的三分之二），并以对金银矿的垄断权作补充，以解决铸币之需（18世纪后呈下降趋势）。后来当它遇到财政困难时，常借助货币贬值、强制借贷和没收商人财产等手段。德川军队和财产的数量均受到 其领地的限制。但是，与此同时，名义上幕府对其领地之外的大名实行十分严格的控制。实际上所有藩主都是它的佃户头：作为附庸，由幕府为其分封土地。原则上，他们的领地可以被撤消或转让，虽然在德川后期这一制度已名存实亡，藩成为世袭领地。与此同时，幕府力图通过联姻政策把各个大名与德川家族联系在一起。此外，大名必须在首都江户留有寓所，每6个月或1年搬迁一次，当他们回到自己的藩中时，要将家属留在京城做人质。这个所谓“参觐交代”（sankin—kotai）制度的目的在于长期监视各地诸侯的行踪，阻止他们在各自的要塞中采取任何妄动。这一体制依赖一个密布的告密者、监察员系统维系，该系统便是幕府的情报部门。幕府通过国内护照以及路卡严格控制交通要道。政府对海上运输制定法规，尤其禁止建造超过一定规模的船只。大名获准只能保留一个城堡，其武装扈从的数量由幕府官方名册规定。藩不必交纳租赋，但在幕府出现额外开支时，应按要求交纳贡赋。
这一强制性和监视性的控制系统似乎使德川幕府在日本居于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事实上，其真正权力小于名义上的主权，而且，两者之间的鸿沟还在与日俱增。德川幕府的缔造者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中打败了与之竞争的西南部军阀，但并未摧毁之。德川幕府治下的大名有250至300户之众，其中大约90%代表外藩（tozama）。他们并非德川的旧部，其中不少人还与德川打过仗。外藩被视为幕府传统的、潜在的敌对势力，并被严格排斥在幕府政权之外。他们拥有面积最大、最富庶的领地：日本16个最大的藩中至少有11个是“外藩”。这些藩均位于国家西南或东北部的边远地区。“外藩”占有全日本40%的土地。但是，事实上，他们的财富和实力比幕府的统计资料披露的官方数字要强大得多。到幕府统治末年，萨摩藩（Satsuma fan）控制了2。8万名武装武士，两倍与官府的限额，长州藩（Choshu fan）则掌握1。1万名，也突破了规定。而忠诚的谱代家族却通常达不到名义上的实力。到18世纪初，幕府实际能够调动的武士只有3万左右——低于其理论上应征兵人数半数以上。与此同时，比起中部历史更悠久的天领——幕府领地来，在远离中心地区的外藩领地上有更多的处女地可以被改造成稻田。幕府控制了日本最发达地区——富庶的关东（Kanto）平原，但实际上，最有特色的新型商品化农作物生产避开了德川以稻米为计数基础的财政税收。一些外藩的实际税收量比幕府领地要高得多。虽然知道外藩领地名义上的稻米收入与实际产量之间的差异，而且自幕藩统治建立之初，部分藩中便以存在这类情况，但是由于幕府的权力被限制在藩界之外，江户政权不可能调整这一局面。此外，商品化农业在日本边远地区发展起来之后，组织更严密、更有活力的藩政府得以对有利可图的经济作物（如糖、纸张）实行地方性垄断。因此，在幕府矿业收入下降的同时，外藩的收入却在上升。任何大名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是密不可分的，因为稻米要供养武士。因此，外藩家族的物质地位比预想的要强大的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会日益加强。
此外，在所有大名的领地中——不论是外藩、亲藩还是谱代，领主的权力均不受任何限制。幕府的直接令状不能越过大名的边界。他们自行颁布法律，掌管司法机构，收税，养兵。实际上，大名在自己藩中的政治集权比幕府能够在天领上行使的权力要大得多，因为这里不存在中间环节——分封。最初，藩的领土被分为大名家田和武士家臣的附庸封地。但在德川时代，各藩越来越多的武士宁愿领取稻米做俸禄，而不愿接受封地。到18世纪末叶，实际上，除幕府领地外，所有武士均从领地仓库支取稻米做俸禄。他们之中大多数人住在领主的城下町。由于传统上封建制内部就倾向于附庸关系而非封地，因此，这一转变更容易实现。在幕府和各藩领地上出现武士与农业生产相分离的同时，武士阶层开始进入官僚管理机构。在各藩的领地上都有幕府国家机构的复制品：官职日益增多，各部门之间权限不清。每个大名家族都拥有自己的官僚机构，又有附庸官员，并受到高级附庸议会（Kashindan，家臣团）的指导，它与幕府的老人会相类似，以藩主的名义行使实权，藩主本人则常常变成傀儡。现在，武士阶层内部形成了复杂的世袭等级制度，只有最高等级的武士才有资格出任藩政府的高级官员。武士官僚化的更深层结果是使其成为有教养的阶层，并树立了对整个藩、而非对藩主本人的忠诚——尽管实际上并未发生过反抗藩主的暴动。
依照法律，作为整个封建制度基础的农民阶层仍然被束缚在土地之上，禁止迁徙或交换土地。倨统计，农民人均耕地非常少——约为二至三英亩。在德川早期，其收益的40-60%要作为租赋交纳给领主，到幕府末年，才降至30-40%。各村庄要集体交纳租赋，通常以实物形式交纳（虽然现金比重在日益增加），由大名的财务官征收。由于藩主由于大名派出的关原？（原文如此，应该是官员吧。。。若寒注）管理农村事物，武士阶层不再在采邑中起任何作用，因此武士与当地农民之间已经不存在任何直接联系。德川时代的长期和平以及当时对于榨取剩余产品的固定评估方法，使得德川幕府建立后的第一个一百年中农业产量和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幕府的鼓励之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垦荒，铁制农具得到推广。灌溉系统获得改善，稻田面积扩大，广泛使用肥料，作物品种增加。据官方统计，在17世纪，稻田面积增加了40%：事实上，由于地方的封锁，这些统计数字一直低于实际情况。这一时期粮食总产量大约翻了一番。人口增长了50%，到1721年达到3000万。此后人口增长率基本稳定下来，因为后来出现的歉收和饥谨削减了剩余劳动力，而且乡村中开始实施马尔萨斯式的控制措施，以防后患。因此，到18世纪，人口增长比例极小。与此同时，粮食总产量增幅大大减缓。：据官方统计，可耕地增加不足30%。另一方面，德川后期的特点是农业高度商品化。到幕府末年，由于引进新型打稻机，稻米仍占农业产量的三分之二。由领主以租赋形式榨取的剩余稻米最终也在市镇中换成货币。同时，在18世纪，地区专业化迅速发展起来：各藩建立的对特殊产品实行垄断的机构常常推动诸如糖、棉花、茶叶、靛蓝、烟草一类直接为市场生产的经济作物的发展。到幕府统治末期，十分明显，不论从农民直接为市场生产的角度看，还是从税收系统出售封建租米的这一间接转化的角度看，在农业总产量中商品化的比重已经相当高了。

货币经济深入农村以及米价应时大幅度的涨落，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农民中的社会分化。从德川时代一开始，日本村庄中的土地使用权就一直非常不平等。典型的富裕农民家庭占有土地面积高于平均份额，他们还利用了辅助劳动力，通过诸如假称亲戚或乡亲的方法来使用贫穷农民的劳动力。而且，作为习惯上村民的领袖人物，他们还控制着村议会。农业商品化的发展极大充实了这一社会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虽然法律上不允许他们买卖土地，但实际上，每逢歉收或粮价上涨时，走投无路的贫困农民往往将土地抵押给村中的富户。因此，农村经济中产生了第二个剥削阶层：村内出身于富有农民或庄屋（shoya）的放贷地主（jinushi）常常通过投资、利用佃农或雇农开垦新地来增加财富。乡村中土地占有模式日益集中化，村民间的血缘关系让位于现金交易关系。在德川时期，由于人口增长缓慢，人均收入或许有所增加。地主阶层壮大并繁荣起来。同一过程的直接结果是本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贫苦农民更加苦不堪言。天灾人祸时有发生，18、19世纪乡间起义愈益频繁。最初起义仅限于小规模地方性起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大片地区、乃至席卷半个国家的重大事件（想起《平户农民起义》。。若寒），使各藩和幕府当局大为震惊。德川时代农民起义是分散的、无组织的，未能对幕藩体制构成严重威胁：但不失为旧封建制内部经济总危机的象征。

同时，如同封建时代的欧洲一样，从事商业制造业的重要城市中心从农业经济的内部发展起来。到16世纪末叶，已经彻底废除了足利幕府和战国时代传统的贸易城镇自治权。德川幕府不允许建立城市自治政府，至多允许在大阪（Osaka）和江户成立名誉性商会，而且受到管理城市的幕府官员的严格控制。藩的城下町中也没有建立市镇管理机构。但是，国内的安定以及参觐交代制度给日本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空前的刺激。大贵族对奢侈品的消费量猛增。武士阶层向领取工薪的官员转化，也增加了对舒适生活的要求（由于武士阶层人数众多，幕府和藩官僚机构自然人满为患）。由于大名在幕府首都建立了一系列耗资巨大的宅邸，还要进行炫耀性的巡游，他们的大笔财富流入江户和大阪。据统计，各藩60—80%的现金支出用于参觐交代。在江户有600所大名的宅邸(yashiki，许多大名每人拥有3所以上宅邸)。事实上，这些宅邸是庞大的领地，最大的面积在400英亩左右，包括宅邸、办公室、鹿砦、学塾、马厩、体育馆、花园，甚至私牢。藩中的大约六分之一的扈从要常年驻守在这些宅邸中。大名宅邸向心群落是江户大规模城市网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宅邸精心地分布在市中心千代田地区（Chiyoda）幕府宫城四周。从总体上看，江户半数的人口生活在武士宅邸中，城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地区是武士阶层的产业。为维持如此浩大的强制性封建消费，各藩政府将从农民那里榨取的大部分实物赋税转为现金。因此，其稻米剩余产品在大阪上市，大阪成为集散中心，米价则按照江户消费中心的行情涨落。在大阪，一批特殊的商人管理着藩仓库，以领主的税收或家臣的津贴为抵押，向他们放贷，也进行商品期货的投机活动。因此，封建岁入被强制货币化的过程为商业资本在城市中急速扩大准备了条件。与此同时，从法律上禁止被称为町人的城市居民购买农田：德川时代的日本商人不可能按照中国的模式将资本向农村分流。因此，产生了一种悖论，由丰臣秀吉建立的十分僵化的等级制度却鼓励纯城市财产稳定增长。

由此，在17、18世纪，在较大的城市中，极为发达的商人阶层发展起来。他们从事广泛的商业活动。城市町人公司积累资本的生财之道有：剩余农产品市场（进行交易的包括稻谷以及新的经济作物，如棉花、丝或靛蓝）、交通运输（沿海海运已高度发展起来）、货币交易（由于除幕府铸币之外，各藩也发行纸币，因此，当时进入流通的有30多种货币）、纺织品、瓷器或其他消费品制造（或集中于城市工场，或通过生产系统分散于各个村落）、木材与建筑企业（城镇中时有发生的火灾使重建工程成为必需）以及向大名或幕府发放贷款。最大的商人家族逐渐控制了大领主的收入：成为他们实际上的金融代理人和提供信贷的源泉。逐渐扩展的农业商品化以及随之而来涌向市镇的非法移民使城市市场大规模扩张。到18世纪，江户人口已经达到100万之多——多于同期伦敦或巴黎的人口。大阪和京都各有居民40万左右。日本人大约有十分之一的居民住在1万多个市镇中。由于贵族的收入主要来源——农业经济的产出相对僵化，迅猛的城市化浪潮使制造业产品和农产品出现剪刀差。其结果是带来了幕府和藩政府长期的预算困难。他们对商人负债累累，因为商人提供的贷款正是以他们的财政税收为抵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