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称德女皇崩殂
称德女皇在执政的晚年，一方面支持了吉备真备等人所进行的经济改革、司法改革以及整顿政权和开拓国土；但另一方面由于宠幸遭镜和尚，让道镜把持朝政和大兴土木，也犯有严重错误。称德自769年4月病重起，直到8月初驾崩，主要是吉备真备之女吉备由利在身旁服侍。可贵的是当称德对道镜党徒的阴谋察觉后，采取了防范措施。这对称德女皇形象的挽回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根据称德女皇的遗诏，年过花甲的白壁王继登天皇御座，是为日本的第49代天皇—光仁天皇。
光仁天皇采取一些措施，拨乱反正，并将道镜及其同党给予了坚决处理。
孝谦、称德时期先后执政的十五年，正是奈良时代和天平文化的顶峰阶段。对这一时期的经济、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特征，加以总结、归纳和分析，很有意义，对孝谦其人、其事一分为二地深入评析，特别是适当地同中外其他女皇作些比较，更能深入地、全面地理解孝谦女皇。孝谦是个人，不是神，她有卓越成绩和贡献，也有严重错误和污点，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评价她很有必要。本章最后这一部分的阐述，实际具有本书小结的含意。
1．称德女皇病危
称德女皇770年（神护景云四年）2月，第三次在由义宫行
幸时，又有道镜陪伴着。由义宫是在道镜出生地弓削新建起的宫，它与东边的平城京相对，故称为“西京”，包括今天大贩府的八尾市。称德在弓削乡期间，由于受到担任河内职大夫的式家藤原雄田麻自（百川，乃藤原字合之幼子）的照顾，称德玩得特别开心。那里风景秀丽，连接生驹、高安山峰，既有一望无际的平原，又有能连帆远航的难波海港。在那里举行了大规模的歌会和华丽的野外游宴，女皇几乎日夜观赏歌舞。正因为过度劳累，使年过半百的称德，在4月回平城京后，便一病不起了。
称德女皇病情日益加重的原因，既有本身的情况，也有客观的原因。
称德女皇本身自幼生长在皇宫之内，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
1200多年前人们的寿命都不长，那时同目前的医疗条件大不同。现在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在70岁以上，而八世纪时，多数人40多岁死亡是正常的年龄，“享年50岁，就当时来说，人们公认是长寿的了“。①自古帝王们多半是花天酒地纵欲无度，因而很少有长寿的。就称德女皇来讲，还有其客观上的一些影响。
首先是几年来，社会上阶级矛盾加剧下的“政情不安”。
由于道镜任太政大臣兼法王，到处广建佛寺、大兴土木、尤
其是西大寺、西隆寺建立时耗资巨大，西大寺的16米高的塔址和众多雕刻，就出土的各式色瓦看来，当时相当华丽。百姓的租税摇役过重，朝廷日益失去民心，不满情绪增加。
其次是皇族、豪族中潜在的矛盾、不满甚至仇恨。随着几次叛乱中被杀或被流放人的后代逐渐长大，这一点更为明显。称德女皇每逢见到桔奈良麻目之遗孤桔清友时，心情常常难过而思绪万千。看着桔清友那张清秀、白皙而聪慧的脸，称德觉得这个少年是否会记恨自己呢？桔奈良麻吕对藤原件麻自这个人透骨的分析并没有错，而且桔奈良麻吕对自己一直很尊敬和友好的，海不该对桔奈良麻目太严酷了。在这个问题上，道镜的态度却大相径庭，道镜甚至认为镇压完叛乱就不该给他留下后嗣，有了后嗣迟早都是祸害。
再次的影响便是“八幡神托事件”中对和气清麻吕姐弟的流放，朝中大臣们很不以为然。有些大臣认为这是颠倒黑白，太过分了。而称德女皇也觉得有些过头，尤其是对和气广虫的处理，时感内疚。
和气广虫（法均尼）本来是孝谦上皇最信赖的人，准备派敕使去宇佐确认神谕时，最先考虑的人选便是她。广虫原来的丈夫葛木连户主本来是藤原仲麻自任紫微中台时的次官，深得光明皇后和仲麻目的信赖，葛本连户主在天平胜宝年间功绩多、十分活跃，连759年（天平宝字三年）末的文献中都有他的名字载入。连户主约是在760年光明皇太后逝世前后死去的。广虫仕孝谦上皇期间忠心耿耿。广虫人品敦厚，她主动收留养育了不少孤儿。756年（天平胜宝八年）以前，八年间，她把平城京中的孤儿男9人、女1人都抚养成人。这些孤儿都入了葛木连户主的家庭，赐姓葛木连，广虫待他们像亲生儿女一样。当764年（天平宝率八年）藤原件麻吕叛乱，战火遍及各地时，广虫将战乱中的孤儿收容共达83人，都收为养子，给他们姓葛木首。从古代以来直迄平安时代以前，广虫收养的孤儿之多，在日本来说是前无古人的。可见广虫心善情深，这些事，称德女皇都是知晓的。仲麻吕之乱失败后，逆徒受连坐法，本该斩首的375条人命，由于广虫的乞求，而保留下来，这在一起小说中都被传诵为佳话。
广虫之弟和气清麻吕乃正直有战功之人，朝中大臣们皆知，称德女皇亦有耳闻。在病榻上的女皇忆起一些自己亲自裁夺之事，心情复杂、错乱，有时也烦躁，这些当然都会加重她的病情。
最后，使称德女皇最动肝火的是来自报上剜田麻吕可靠的赛报。
“八幡神托事件”是道镜死党精心策划的，但未能得逞。道镜当天皇之梦圆不了，党羽们觊觎高位总感不便，于是决定发动武装政变。他们正在密谋之际，板上刘田麻吕便把内情通过吉备真备的女儿吉备由利上报给了称德天皇。这次密谋有无道镜指使尚不得其详，因女皇病重，任何大臣都不得谒见天皇，道钦也多日没进女皇寝宫了。据分析这次准备武装政变实是道镜的好计，当时，朝中有规定所有大臣一律不准晋见女皇，而道镜眼看女皇病重恐不久于人世，他心怀鬼路，也不再主动求谒了。①闻道镜党羽奸谋，称德女皇十分震惊之后，采取了紧急措施。
770年（神护景云四年）6月10日，称德天皇在病榻上发出
敕令，平城京中近卫、外卫、左右兵卫的事务均归左大臣藤原
水手亲自掌握，中卫、左右卫士统归右大臣吉备真备统辖，亦
即把亲卫军直接交由左、右大臣掌握和调动，以防不测事件的突发，防止道镜党羽搞暴乱。
在此以前，由于道镜把持朝廷，左右大臣被划在过镜死党的圈子之外，仅有虚位而无实权。
为什么通过吉备真备之女吉备由利上奏给称德女皇呢？因为当时日本是个封建专制的国度，最高统治者患病及病情加重
时，概不外传，以防国内政局动荡。称德女皇从4月归平城京进宫病重以来，再未出面，亦不准任何臣于晋见。从患病到崩组百多天期间，只有称德最信任的真备之女，典藏从三位青备前臣由利一个人出入寝宫。由她向女皇启奏重大事务，女皇通过吉备由利传达圣谕给左右大臣，显然这同称德几十年来一直信任、尊重她的启蒙老师吉备真备是分不开的。正因为最关键时刻，平城京的军权没在道镜及其同党手里，而是由左、有大臣直接统辖，这才避免和防止了又一场武装叛乱的出现。
770年（神护景云四年）夏，称德天皇患病期间，多亏了吉备真备父女为称德天皇效力。称德孤身寂寞得很，但内有吉备由利为女皇服侍操劳一切、外有由利之父真备，虽然这时告备真备已是76岁高龄，可他与左大臣藤原永手互相配合，尤其在6－7月，称德病危时，朝政不乱。称德女皇在4月26日曾下敕令“将已作成的百万个小塔向诸寺分配”，这项任务很艰巨，尽管天皇病卧在榻，但是在左右大臣的督促下，还是完成了任务。道镜党羽阴谋叛乱并未发动起来也是个有力的明证。
称德病危期间还办了两件事，一个是她反复考虑藤原式家为朝廷出力甚大，她决定将式家的藤原雄田麻目从河内调京，升任右大养，而式家的良继（即宿条麻吕）则任内大臣，使他们在中央多发挥作用。再一个便是对她的继承人（即皇太子）留下遗诏，这是她多年来难作决定，但不可避开的，必须有明确交待的一件头等大事。
2.女皇驾崩和光仁天皇即位
770年（神护景云四年）8月4日，在病榻上躺了百余天的称德女皇，终于停止了呼吸。时年53岁。
天皇驾崩，全国举哀。因称德女皇在世时，没有明确立谁为皇太子，故女皇一逝世，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便是皇嗣由谁继承接续的问题。吉备真备主张推立天武天皇之孙，已被削去皇子亲王位阶、属于臣籍的文室真人净三继位天皇，真备主要是从想维持天武天皇这支皇室的摘亲皇统出发才建议的。但文室真人净三坚辞不就，真备又想推立净三之弟大市。这时左大臣藤原水手则主张不应只从天武天皇这支皇室系统考虑，可以从天智天皇这支皇室中推选。于是当天便为皇嗣问题在重臣之间专门召开了会议。
出席会议的人员如下：
左大臣、从一位藤原朝臣永手
右大臣、正二位吉备朝臣真备
内大臣、原参议、兵部卿、从三位
藤原朝臣宿条麻目、即式家的良继
参议、民部卿、从三位
藤原朝臣绳麻吕
参议、式部卿、从三位
石上朝臣宅嗣
近卫大将、从三位藤原朝臣藏下麻目
会议中，藤原水手、内大臣宿条麻吕（良继）都主张尊重
称德女皇的遗诏（招中主张白壁王继承皇嗣），应立天智天皇之孙，施基皇子之子，现任大纳言的白壁王为天皇。因为白壁王年龄大（已62岁）、经验多，又是先帝时代的功臣。皇嗣会议讨论中，藤原清臣绳麻吕、石上朝臣宅嗣、藤原藏下麻吕都推举白壁王，这种情况下，76岁的真备，不再坚持个人意见，同意了众人的看法，即拥立白壁王第一步先按程序当皇太子，以后很快便即天皇之位。
会后，左大臣藤原永手宣读了称德女皇的遗诏，基于白壁正在清王中年长，先帝时立过功，故自8月4日起将白壁王推立定为皇太子。同时传令加固守护三关，全国在非常时期，加强戒备以防发生动乱。左大臣永手、右大臣真备、内大臣良继都各负其责、保证全国的安定。
称德天皇崩后，于同月七日进行安葬的那天，东、西大寺同时诵经，在铃鹿工旧宅的山陵，即大和国添下郡位贵卿高野山陵下葬。对铃鹿王之子丰野真人一族都给予授位。以后在“帝王系图”中的记载是：
“高野姬天皇，宝龟元年八月四日崩，年五十三，同七月葬大和国高野山陵。“关于陵式和位置的记载是：
“高野陵，位于大和国添下郡、兆域东西五叮、南北王
阿、守户五烟。“
在《元事释书》中，对孝谦皇帝、高野皇帝的佛教事迹都
有比较详细的记述。
《经国集》中，谈海三船的诗文中，亦提到过：
“放内道场观虚空藏菩萨今一首，高野天皇在柞……”关于天皇的内道场的记述中，在《灵异记》下的第三十八段中记述有：
“阿信内亲王（阿倍天皇）的皇位继承……事。”
上述不同文本中所称之“高野”、“阿信”……等名字，都是孝谦（称德）即天皇位以前幼年、少年时的名字。
白壁王在770年（神护景云四年）8月4日被立为皇太子之后，他在左大臣藤原永手、右大臣吉备真备等文武大臣的大力支持下，立即大刀阔斧、果断地采取了应急的措施，力求拨乱反正。
白壁王实际是770年10月1日才即位的。他即位以后称为光仁天皇（709－781年），是日本第49代天皇。光仁天皇即位的当年，不再用神护景云四年的年号，而改元为宝龟元年。所以日本史中神护景云四年即是宝龟元年。
3．拔乱反正
称德女皇驾崩的当天，62岁的白壁王被朝廷中文武重臣一
光仁天皇在即位以前对妖僧道镜及其弟弓削僧人的坚决措施是很正确的。因为当时弓削净人已经爬得很高，正任大宰帅，在九州有兵权，不早罢官很危险。把道镜贬到东北部东山道的下野（今杨木县）；将弓削净人流放到南部南海道的土佐国（今高知县），把两人远远隔开，使他们不便联系。再就是在冒令中把道镜的一部分罪状公布于众，也有利于孤立他，指出他搞恐怖统治、杀戮百姓，便于使广大佛教徒对他有所认识而不受他欺骗。此外，769年（神护景云三年）专程从字佐到平城京传播勺＼幡神托“（指“神谕”说“道镜当天皇，天下必太平”）的造谣者—大率府主神中臣习宜阿曾麻吕，这时任从五位下种子岛守，鉴于他是受命于弓削净人，故对他没有降撤职。
9月份，皇太子白壁王抓紧整顿佛教寺院。重新任命一向反对道镜，不与道镜同流合污的增人任僧正、僧都，使佛教界尽快肃清道镜的流毒。这一措施亦很及时，因为八世纪中叶后，佛教寺院的势力在日本很强大，佛教寺院的向背，对于是巩固，或是动摇国家政权至关重要。
772年（宝龟三年）4月，失去后台又被揭穿了阴谋诡计的道镜，在幽国生活中结束了他丑恶的一生。
还有一项拨乱反正的措施，便是在9月份里，皇太子和左右大臣及时地下令把和气清麻吕调回平城京，也把和气广虫（法均尼）从山阳道备后的流放地调回，申明他们不屈服于道镜的建成是很难能可贵，值得嘉许的。
白壁王皇太子即位为光仁天皇之前的9月，还有一件重要事情，那便是“女王时代智慧超群的吉备真备”①的请求辞职。
770年9月7日，右大臣正二位兼中卫大将勋二等的吉备真备上表奏请辞官，表中日：
“侧闻，力不胜任而勉强为之必废，心不途而极者必
婚。真备自忖所奏均属实情。盖天平宝字八年，真备已七
十岁整矣。该年正月，任职于大宰府时，奉调我因担任筑
造东大寺长官而入京。时军事叛乱突起，紧急中余执掌军
务，事毕因微功而屡被招提，多辞未果。今年迈多病急待
医治。国家要务不可空缺。病身必将贻误工作而有损于端
接。何况我身兼数职，实令人汗颜无地自容。个启奏让贤，
望皇思允准以遂心愿……“
奏报上呈后，吉备真备想辞掉全部职务的请求，并没被允
准，光仁天皇最初只将其备的中卫大将兼职免除，强调“职责重大，百废待举“、“无人能接替”等理由仍保留他的右大臣之职。翌年（771年宝龟H年）3月，才由大纳言大中臣朝臣清麻目升任为右大臣，接替了吉备真备的职务，吉备真备虚77岁时卸任，专心致志手撰写他的《私教类聚》一书。此书集中反映了吉备真备的思想观点，将儒学和佛学的许多观点相揉合。该书共有三十八项，是以吉备真备两度留唐期间在中国盛行的《颜氏家训》为范本写出的，名义上是他要求子孙们在一生中言行必道的准则和要点，实际是为封建主阶级培养人材提出的要求，所以是一本很有价值和实用的书。
为什么吉备真备申请辞职呢？对此有不同的分析。大致有三种看法：（－）认为这同立嗣问题上吉备真备主张立天武天皇的后裔文室真人净三的主张没能实现，而真备所不同意的白壁王恰恰当上皇太子和天皇有关；（二）也有人认为吉备真备同学谦女皇的感情太深，从孝谦当皇太子时吉备真备在东富当她的老师算起，三十多年来的师生谊和君臣情非同一般。孝谦（称德）刚崩姐，儒家的那种“忠臣不仕二主”的观念，使真备不愿向光仁天皇称臣；（三）也还有人认为吉备真备确因年过古稀，体力、精力不支才决定让贤。
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日本研究吉备真备和学谦时代的老专家富田俊彦教授认为：“年达76岁的吉备真备一向是很‘随和‘的人，从来很少坚持过个人的不同意见，“一生中只有这一次在皇嗣问题上发表了与众不同的主张……但他的意见不被采纳时，他不仅不坚持己见，而且对别人也无任何怨言，真备真乃君子也】“①我个人分析吉备真备的辞职，不是哪一个原因决定的，而是同上述三种因素都有关系。他对孝谦感情极深，孝谦去世他很伤感，他对白壁王也有他的一些看法，但主要是他在辞职奏文中所说的年老力衰。他想退下来写书，以创传世之作。
白壁王在770年（709—781年）即位为光仁天皇。即位后，标志着从“壬申之乱”后，持续近一百年的天武系的皇统已完全断绝，转向了天警皇统。
光仁天皇一即位，便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拨乱反正。他对称德患病期间，能主动揭发道镜党羽阴谋叛乱的板上大忌寸刘田麻吕位升一阶为正四位下。又任命了参议、从三位、兵部卿兼造法华寺长官、藤原朝臣宿条麻吕（即式家字合之子良继）兼任为大宰帅。因大宰府曾被弓削净人把持，所以必须认真进行核查和整顿的工作。
光仁天皇还公开颁诏指出，称德天皇病重期间，道镜营私舞弊，内外扩张势力，企图将皇嗣全部消灭、实属罪大恶极。
左大臣藤原水手在770年（宝龟元年）因功劳显著被光仁天皇专门赐予山背国山二百盯。但永手从771年便卧病不起，不能处理朝中政务。光仁天皇毅然起用刚从流亡地大隅归来不久的和气清麻吕摄行大臣事，771年藤原永手终于病逝。
771年（宝龟二年）8月，是称德崩姐一周年忌斋之日，朝廷在西大寺举行隆重的追悼活动。自772年（宝龟三年）起，光仁天皇将称德天皇晚年时期的一些政策措施给予改变，如废除外卫府和内竖省的建制。同时也整顿寺院纲纪、宣布改革兵制、裁减政府机构、减少冗官、紧缩财政开支。值得提出和特别赞许的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针对称德女皇晚期道镜的苛政，光仁天皇严禁奢侈、倡行省役节俭，以及减少赋税，休养生息的政策，这对改善人民生活，发展生产力是很有利的，经过光仁、桓武两代天皇实行的改革新措施，终于克服了称德统治后期道镜霸权的种种失误，迎来了平安时代的新繁荣。
4．孝谦、称德的历史地位
在孝谦（称德）时期里，孝谦（称德）天皇继续贯彻了大
（－）孝谦、称德时期，经济上是日本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转型时期，是处于封建立地国有制向领主庄园经济转化的过渡阶段。
大化改新后，日本实行班田制和租府调的剥削形态，主要表现为国家主权与土地所有制合而为一、超经济强制与封建臣属关系合而为一；赋税、地租与德役合而为一。从国家得到“四分田”的班田农民直接受到封建国家一元化剥削。班田下的农民与原来的部民已有区别，但与自由农民又不同，这主要之点在于班田农民有自己的生产工具，除“口分田”是六年一班的份地之外，还有可以由自己处理和买卖的园田宅地①，租庸调的负担基本上固定，一部分剩余产品归自己占有，其经济地位已与部民有别，更重要的是，在法律上被确认是良民，与“部民“、“贱民”和奴婢在法权上不同。但是，班田下的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对国家有着人身依附关系，他们不得随意搬迁，而且被当作“食封”，连同土地一道分封给贵族公卿或寺院。班田下的农民实际处在附属于“国家的农奴”的处境。
八世纪后由于国司、郡司和里长等地方豪强势力的扩大，一面加重对班田农民的压榨，同时侵吞公田，兼并农民田地，这些地方豪强“多占山野、妨百姓业”②，或“缘些思借，安生方便，害政合民，莫斯为甚“户除地方豪强外，王公贵族和封建寺院也不断扩张田地，将公田、公民变为私田、私民。大批班田农民破产，脱离户籍逃亡流浪他乡，不仅社会动荡，而且国有土地大量流失，班田制逐渐废弛。
奈良朝廷为了增加耕田面积，鼓励开荒，在723年颁布了
“三世一身法”，为了防止土地复荒，在743年宣布了“垦田永世
私有令“，同时又规定，官吏限垦之数，如规定：亲王一品及一
位准垦500叮，二品及二位400叮，三品三位300叮。四位200
叮，五位100叮，六位以下八位以上为50叮，初位及庶人10叮，
郡司大领、小领均30叮，主政、主帐各10叮。这类规定，表面
上是限制，实际是无法限制得了的。因为抑制豪强侵吞兼并土
地，同宣布垦田永世私有，这二者本身便矛盾。主张垦田可以
永世私有，这本身就是鼓励“势力人家驱役百姓，贫穷百姓无
暇自存“①的。有势之家既掠夺了班田，又霸占了大片现在开垦
后的田园、山林。到八世纪60年代，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即：
一曾无一国守领，政令公平。“一些国司、郡司已经是“在国无
忠，见利行非—…·自今以后，更亦莫任，还却田园，全勤耕
作。“②
实际看来，奈良时期的措施，非但未能抑制住豪强的兼并，反而为豪强私田扩大提供了方便。各国各郡中大批国有土地的私有化，领主庄园经济开始萌芽，使封建土地国有制逐渐名存实亡。
孝谦、称德时期由于封建制基本经济规律的作用，随着各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封建领主土地的扩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转型是必然的，这不以天皇和朝廷的意志为转移。孝谦、称德时期封建土地国有制向土地封建领主所有转型和庄园经济的萌芽，是必然的。这一时期是封建领主经济形成之始，封建生产方式还处在形成过程之中。
（二）孝谦、称德时期政治上的特征是：国家中央集权化的同时，佛教政治同律令制有一定结合，日本封建制国家在政权建设、国郡设置及国土开拓上这时基本定型。日本封建制形成初期，国家的中央集权化，大体上以《大宝律令》为界，分前后两大阶段。自646年孝蓝天皇宣布《改新之诏》起，就仿行唐制，在中央设二官、八省、一台；在地方上建立国、郡、里的统治机构，这种基本体制一直延续着。国家权力相对集中于中央的局面长期保持。但是自奈良时代（710－794年）起，佛教政治同律令制有一定结合则表现得异常明显。八世纪中叶，日本处于“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①的天皇集权的“律令时代”。圣武和孝谦父女两代天皇竭力支持佛教寺院，同时实行《大宝律令》、制定和修改《养老律令》，执行佛教政治同律令制相结合的方针。主要表现在：
第一，八世纪上半叶，盛行“神佛习同”说和“本地垂迹“说。日本的原始神道这时与佛教合而为一，强调日本的神与佛本属一体而无法分开。而“本地垂迹”指的是如来等佛自始就与日本有线，他们就是最早垂迹降临于日本大和所供奉的氏神。
第二，国家为了巩固天皇统治，大力支持佛教在全国广泛传播。
741年颁布敕令在地方各国建伟教的国分寺和国分尼寺，
743年在平城京兴建东大寺及卢舍那大佛，佛教寺院遍布各地，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孝谦皇太子本人就曾受戒，可见佛教作用之大。
第三，佛教寺院经济实力强大。是日本早期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封建领主之一，也是左右政局的重要力量。自大化改新后，班田分封时，佛教寺院都受到特殊优待。
“寺田”、“神田”庞大，不交租税。他们利用“三世一身法”和“垦田永世所有令”，又广泛兼并和扩充地产，而且拥有所有权。称德晚年废除“垦田私有制”时，又规定寺院例外，寺院在全国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例甚大。这与中国当时的情况不同，中国封建时代的“寺田”并无真正的所有权，国家仍可“没籍”，且在全国耕地中比例较小。
第四，上层佛教僧尼拥有阶位，而且贵族化。
历代天皇为了巩固皇权政治，都重视吸收一部分僧尼参政，留后归来的增县、玄盼借等学问僧都曾先后受到过重用。他们得到天皇的扶植，其阶位在《大定律令》和《养老律令》中有明文记载。一般情况下，僧正被授从四位，大小僧都则划为正五位①，有时也因人而异。道镜及其同党的篡权是一种特殊情况，但他之能够活动得开和扶摇直上，也同佛教势力及佛教政治有关。
孝谦、称德时期的天是中央集权化，可以说在政治上是靠佛教政治和靠律令制“两条腿”支撑着的。这“两条腿”的关系，我认为二者不是并列的，而是以佛教政治为主。
孝谦、称德时期，始终重视向东北和西南边隅开拓国土，在各道先后设置各国、郡的建制，而且定期派出巡察使督促、检查，这些对中央集权化有促进作用，也为创造“天平盛世”提供了条件。孝谦、称德时期全国五髅七道的划分、对虾夷人和隼人的征服，以及疆域的界定，基本上确定了日本国土的规模和主体居民的成分。日本国家封建政治体制的形成就是在奈良的中期。
（三）孝谦、称德时期的“天平盛世”，突出表现在天平文化的空前繁荣和绚丽多彩。天平文化的主流是唐风和宗教性、贵族性。奈良时代中叶孝谦、称德时期，除了生产力发展，工商业兴起，经济繁荣，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和律令建设与政权建设之外，更主要是在文化上全面开花，呈现了亘古未有的灿烂画面。文化上全面接受了唐风的影响。在天平文化的高峰中起带头作用的是遣唐使、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把唐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带回日本而且扎了根、开了花、结了果。提倡和推动中日友好及向唐全面学习起主导作用的当然是孝谦女皇。天平文化在佛教方面主要内容是佛教经典自唐与新罗的传入和佛教三论宗、法相宗等六宗的建立，以及佛教在日本的广泛传播。建筑、雕刻和绘画艺术大多表现在佛教寺院当中，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孝谦、称德时期胜炙人口的汉文诗集《怀凤藻》主要是贵族、宫廷文学作品，《万叶集》则显示了唐文化与B本传统文化开始了逐渐融合的过程。日本天平时代的教育制度和内容基本上是照搬唐制和以中国的儒学为主课。奈良时代初期完成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历史价值甚高，后者是仿效中国编纂史书的体例和方法进行的。日本这一时期字母假名的出现也是参考和借用了汉字之音和字形的偏旁而逐渐形成的。唐代高水平的毛笔书法艺术，由留学生、学问僧带入日本后，有新发展而传世经久不衰。唐代的医学和科技著作传入日本备受欢迎。唐代的服饰、饮茶、节日等许多习俗传入日本后，逐渐成了日本的国风和民俗。孝谦、称德时期是古代以来，中国文化对日本影响最全面、最深远的时期，在天平文化中鉴真、吉备真备等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卓越的贡献。
（四）“天平盛世”并不天下太平。阶级斗争、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与斗争不断地出现。经历的五次大变乱，是这一段时期（在孝谦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从729年的长屋王之变到769年道镜党羽的“八幡神托事件“，中间还有“藤原广嗣之乱”（740年）、“桔奈良麻目之变”（757年）和“惠美押胜叛乱”（764年）。历次变乱的形式和特点有别，有的性质特殊，长属工事件显然是遭到藤原氏的陷害，但基本上都是统治阶级高层围绕争夺最高统治权（天皇、皇后、皇太子位等）之争，许多皇族、豪族、大臣卷入在内。这五次大变乱，在孝谦当皇太子时两次，在她即天皇位后三次。但因为有国家中央集权的措施，和有一批重臣的辅佐，故都没有出现过内战连年不息的局面。有的变乱未发时已提前破获平息（如“桔奈良麻吕之变”和“八幡神托事件”后道镜党羽的好谋。）有的叛乱仅十七天便被镇压下去（如藤原仲麻吕兵败琵琶湖畔被斩），最多也只进行了两个月（如藤原广嗣之乱）。这说明叛乱的实力不足，天平时代皇权的力量相对的强大。五次事件也证明了剥削阶级、封建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时代虽是“盛世“，内江和争权夺位之争也是难免的。这几乎是规律性的，中外历史概不例外。孝谦（称德）女皇生活在奈良时代，由于他们当时向先进的中国全面地学习，加速了前进的步伐，使日本出现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国土开拓、文化辉煌的局面。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学习外国改变完全落后状态的黄金时期。对孝谦（称德）这位女皇究竟应如何评价呢？我们的基本观点是：孝谦（称德）天皇是当时日本封建地主阶级的总代表，她顺应历史潮流，倡导向先进的唐朝学习，执行与中国友好的政策，使日本摆脱落后状态，飞跃式的前进，这是应该肯定的。在她执政的晚年（称德天皇时期），虽然仍坚持改革，但却宠幸淫僧道镜，大兴土木、骄奢腐化和专制独断，则是严重错误。孝谦女皇长期信任和重用吉备真备、藤原水手、藤原藏下麻吕等忠臣良将，作为股肽，关键时刻捍卫了朝廷和改革成果，这是对的。但是她先后把藤原仲麻目和道镜捧上高位、让权、纵容，危害了国家，也破坏了法纪；将遵镜抬高为法王，驾驭全国这是极大的污点和丑闻，孝谦不能辞其咎。把孝谦女皇同日本以外别国的其他女皇做些比较，更有助于深入了解和评析孝谦女皇这个人。孝谦（称德）同中国的武则天（624—705年）都是封建时代的女皇。孝谦毕生对早于她近百年的武则天很是崇拜。她俩的相同之点是：1．都活动于封建社会的盛世、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2都特别尊崇佛教，同时，纵容恶僧。武则天宠爱和尚薛怀义，该僧借势横行。无恶不作。孝谦则宠爱和尚道镜，他也仗势称霸，爬上法工最高位，祸及全国。3都重视和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进行政治改革，在历史上起过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4晚年生活豪华奢侈、劳民伤财，广造佛寺佛像，放任寺院兼并土地，人民苦不堪言，激起民怨。孝谦同武则天之不同处，在于：1．武则天参政和当政共50载，而孝谦两次任天皇仅15年，故武则天更老谋深算。2．武则天一生经历复杂，本人是唐太宗才人，当过尼姑，后来当上唐太宗之子—唐高宗的皇后。而孝谦经历简单，终生未婚，她属于在宫廷中长大，在父亲圣武天皇和母亲光明皇太后宠爱保护之下，是在“温室中长大型”的女皇。3武则天是在同元老贵族集团残酷斗争中靠阴谋权术、残忍的手段，逐渐掌握了李氏皇朝的最高统治权，所以同时也表现出她有非凡的政治才干，在“纳谏”和“用人”方面表现突出。孝谦则是圣武天皇的合法继承人。较长时期是在光明皇太后的帮助下执政的，政治上较温和，也不够雷厉风行。伊丽莎白一世（1533－1603年）是美国历史上有名的女王。她同学谦女皇主要的共同点在于：1．都是封建社会有作为，在历史上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是封建社会解体时，英国正处于原始积累阶段，她的活动促进了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孝谦则是处在日本封建社会形成时期的女皇，她的政绩加速了日本封建制的确立。2她们都为自己信仰的宗教而竭力活动。伊丽莎白一世笃信英国新教，继续执行了享利八世进行的宗教改革。3．两位女王都终身未婚无嗣，生前没解决好三位继承人的问题。4两位女王都喜欢豪华排场，经常巡幸各地。伊丽莎白一世与孝谦女皇所不同之点是：1．伊丽莎白一世不同于“温室中成长型”的孝谦，伊丽莎白从小其母被处死，她被宣布为非法生子女，少年时卷入宫廷斗争受过迫害，青年时被囚禁在伦敦塔之后又被软禁过。她没有父母庇护，还受过教皇、西班牙、法国和苏格兰女王玛丽·斯图加特的打击。伊丽莎白一世是靠她个人的奋斗和机智，尤其是依靠皇权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联盟取得成功的。2．伊丽莎白一世恢复了英国国教，规定了新教教义和仪式，而孝谦在佛教政策上主要是继承他父亲圣武天皇的规定。3．伊丽莎白一世对外扩张的活动甚多，如鼓励海外扩张和殖民，支持成立东印度公司，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和争夺海上霸权等。孝谦则主要是全面学习唐朝。因时代大不相同，两者无法比拟。4．伊丽莎白一世在位时间（1558－ 1603年）长达45年，相当于孝谦执政时间的三倍，其影响自然也大。叶卡特琳娜Th世（1729—1796年）是继彼得一世以后被俄国贵族授予大帝称号的又一个沙皇。她在位时间较长，共34年（1762－1796年），是俄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封建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同孝谦女皇的共同点主要是：都处于本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在位时在内政和外交上有重大影响，使生产力发展，经济实力和国力增强；二人都机智、聪明，有情夫并靠情夫帮助活动。但对比起来，叶卡特琳娜更为狡诈、毒辣和凶狠。她是通过宫廷政变踩着丈夫彼得三世的尸体篡夺沙皇宝座的，她血腥镇压普加乔夫起义，开始把俄国变成“各族人民的监狱”，对外不断扩大侵略战争，在位期间活动的内容比孝谦多，看来比孝谦女皇更为贪婪、残暴，更加肆无忌惮和疯狂……
孝谦女皇的一生，两度登上天皇宝座，虽然她本人同世界著名的女皇武则天、伊丽莎白一世等，在业绩和影响上略显逊色，但是，孝谦女皇从她在历史上的作用来看，她同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女皇、女王还是湛能媲美的。
日本在孝谦以前共有七位八代女皇，本书在第一章已简要叙述过。推古女皇很杰出，她在倡导学习中国、锐意改革、加强皇权造方面与孝谦相似，持统女皇执政时，处在“多事“动乱”年代，她善于应变处理，则是其长处。孝谦女皇执政后，
在前述诸方面基本上继承和发展了前几代女皇的业绩。孝谦女皇的机遇比前几代更好，奈良时代中期正是大化改新的各项改革进一步落实和初见成效的时代，也是遣唐留学生、学问僧陆续归来，积极发挥作用的大好时机，因此不仅农业生产力提高、经济活跃、矿山开采也出现了。而且同过去相比，手工业和商业也有所发展，尤其是天平文化全面辉煌，取得了奇迹。这一切，使得执政时的孝谦格外绚丽多彩、成绩夺目。所以说，奈良时代中叶的学谦女皇，比她以前的话女皇的影响要大。
孝谦（称德）以后，在德川幕府时代，日本还有过明正女皇（1630－1643年在位，日本第109代天皇）和后樱叮女皇（1763—1770年在位，日本第117代天皇），但她们同学谦相比，在历史贡献上则有明显的差距。
上一 章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