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成于１８１６年，作者署名武阳隐士某，真名失传。

．．．．．．各地农村里，称作上田的肥沃土地，都在富人手上；留在穷人手里的，只有收成不好的下田。 ．．．．．．至于连下田都已丧失的人家，只能去做佃户；依附在有钱地主的下面，耕种田地。佃户种出来的米，一起都要上缴给地主。佃户本身一年四季埋头耕作，没有丝毫休息；所吃到的只是一些米屑、糠麸、稻杆等物。因此富的人愈来愈富，田地愈来愈多；富人的次子、三子也都分置家产，都住起了宽大的房屋。穷人则愈来愈穷，丢掉了田地，卖去自己的住屋；有的人更陷入穷困绝境，只弄得一家老小，四散分离。贫富悬殊到了这样的地步，所以当今之天下，出现一个富人，也就在那地方出现了二十以至于三十个穷困百姓。．．．．．．在上述的情况下，即有了田连阡陌的人，也就有贫无立锥之地的人。既有缴去些许贡米后，依然是余粮满仓的；也有人为了缴不出贡米，而遭到“领主”或“地头”的处分。有的人出卖余粮二三百袋之多；有的人都吃不到白米饭，连春节里的年糕都做不起。有的人把女儿宠爱得娇生惯养，有的人却需出卖亲生骨肉。有的人身着丝绸，住屋精美，陈设华丽；有的人衣不蔽体，饥寒交迫，住的地方更是墙塌壁倒，破陋不堪。百姓起来造反的地方，也就是这种贫富悬殊达于极点的地方。所以百姓造反一事，并不能单单归咎于“领主”或“地头”。凡是造反的地方一定有富人在搜刮着大群的小百姓；小百姓们迫于苦痛，这才想到造反作乱等事的。

有些百姓，既有老年父母，又是儿女成群。这种所谓“吃口”多的百姓，大家都弄得倾家荡产；以致于连上面所说的吃杂粮度日，都成为不可能。积欠贡米的事情也就随之而来。到了这时，纵使他们将剩下来的些微田地房屋一起卖掉，也抵不过所欠地主等人的债务。事势逼迫之下，他们无可奈何的只能想到离乡投奔的一路。有人抛下了老年双亲，有的人将幼儿弱女托付给妻子或老父老母，有的人夫妻分散将子女送给了别人；这些百姓就这样外出谋生，投奔到江户等繁华都市去了。．．．．．．

天下升平，上下各色人等，奢侈日增，绸缎丝绢以下，一切有关奢侈品的生意，都跟着兴旺起来；有些商店还在各藩开设了分店。奢侈品生意之外，药材店、杂货铺、家具店、米行油行、当铺钱庄等，也都繁荣起来。这些商人日日夜夜赚钱获利；积聚着财富，居住着“土藏造”式样的房屋。．．．．．．商人家中陈设的华丽，以及生活的奢侈，倾笔难尽。这些福分原都是武士的恩庇和农民的血汗所造成的。无论治世乱世，武士和农民总是花费着金钱；商人也是不问治世乱世，总是取得利盈。这真是舒服之极的事情。按照士农工商的身份大义，商人本在最下；可是到了如今，商人以不把农民放在眼中，甚至于商人中以有了超凌武士身阶的大豪杰了。．．．．．．

（江户）骏河町有个叫三井八郎又卫门的人，他是日本第一的大商人。据说在宽永年间，三井的祖先有一次从势州的松坂出差前往江户；回来时手上有了少许资金，就与某一友人相商，两人轮流背运棉布，前往江户经商。三井家由此发迹，以后节节上升，变成了日本第一的大富豪。现在的三井家，在江户有着三座大店铺，雇佣着一千多名伙计。据说每天的生意，要做到黄金二千两以上，才算是好生意。黄金二千两，也就是白米五千袋。五千个农民一整年的辛苦耕种，才缴上贡米五千袋。如今三井家只须在柜台上安乐地坐上一天，生意数额就等于五千农民全年辛劳了。此外，三井家还有很多田地，租米收入每年多达黄金二万两；也就等于一位俸禄五万石的大名的“税金”收入了。据说三井家十月里的“蛭子节”要用去五十六坛子的酒；单为购买煮汤用的鸭子，就要花费到黄金一百两。其他的豪华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武士不论大小，一般都是穷困。尤其是那些俸禄低微的武士，更是困苦之极。穷武士中，甚至于出卖祖上留下来的武器，其中还有他们祖先在战场上拼命时所用的刀剑。将军的赐物，也被送进当铺，或卖出求现。至于家中其他贵重物品，更是毫不介意的随手变卖。这些穷武士前往上司处参觐当值，或是因公远行的时候，本当骑马带枪的，现在只落得徒步空手；本当携带扈从的，现在只得单身上路．．．．．．甚至于有些穷武士，为了参觐当值，必须到当铺借衣服，回来时径奔当铺脱下奉还。因此，连这些武士的下属也要嘲笑这样的主人，说是：“穿上了脱上脱下的上下礼服，上下大道参觐当值。．．．．．．”这种丧失了武士道的武士，十人之中要占到七八个，而正直的武士，十人之中难于找到二三个。并且即使是这两三个正直的武士，若与元禄享保年间的武士相较，还是差的很远的。．．．．．．